10月16日，在第140届广交会举办之际，“广州与世界——从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到全球城市”学术研讨会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举行。
研讨会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指导，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广州日报社）主办，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承办，是继“城脉千年——广州建城2240年 得名1800年”学术研讨会之后，考古、历史、华侨史、经济学、国际问题研究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再次会聚珠江南岸，聚焦“广州与世界”核心命题，立足两千多年对外交往史，从“世界里的广州”切入，共同探寻这座城市的开放基因与跃迁之路，为广州建设中心型世界城市提供历史启示与学术支撑。
海丝帆影：考古实证广州联通世界的文明印记
当天上午，与会专家走进“城脉千年——广州建城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在一件件文物中打捞广州与世界相遇的历史瞬间。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循着考古实证与文献记载，回溯古代广州联通世界的漫长旅程。
“番禺，其一都会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刘瑞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讲起，梳理广州从“番禺”到“广州”的建制沿革。在他看来，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繁荣的区域经济，造就了广州在相当长时间里都是中原与古代世界向南联通的最重要城市，“我们的先辈扬帆远航，穿越惊涛骇浪，闯荡出链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番禺由此成为与长安向西的陆上丝绸之路并驾齐驱的又一重要外联通道的重要起点。
考古发现为这条海上通道提供了坚实实证。曾经因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而在广州工作过八年的刘瑞对此如数家珍：南越王墓出土的非洲象牙、波斯银盒、焊珠金饰，南越国宫署遗址的石构建筑，西汉墓出土的钙钠玻璃、玛瑙珠，很多都是来自海外的舶来之品，它们将中国与东南亚及更远地区的联系时间不断提前；两晋南朝时期的通商之路更加繁荣，“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唐代城南设“蕃坊”，留下光塔、怀圣寺等与伊斯兰世界交往的重要史迹；贞元元年杨良瑶从广州“舍陆登舟”出使黑衣大食，成为已知的第一位航海抵达两河流域的外交使者；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蕃人头像象牙印章，正是唐时蕃人东入州治的历史见证。不断出土的“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砖文，是当时广州人“最自豪的宣言”，见证了广州繁盛由来已久。
文明互鉴：广州是中国与世界双向交流的窗口
如果说考古遗存记录了广州联通世界的“航路”，那么文明互鉴则展现着这座城市拥抱世界、又走向世界的深层能力。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吴义雄将目光投向早期全球化时代。16世纪后，早期全球化浪潮波及广州；18世纪后期起，广州口岸进入“一口通商”时代，恰逢贸易全球化进程加速，千年商都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网络中的重要一环。当时，广州口岸的贸易额，相当于整个清朝的财政收入。
在他看来，通过中外贸易实现的物质文明交流，始终是推动精神文明交流的坚实基础和强大动力：小斯当东、马礼逊们在这里研习汉语、编纂《华英字典》，西方的中国研究由此进入全新时期，有人因此将明清之际的广州称为“西方汉学的发源地之一”；新式学校、西式医院、学术社团和传播媒介等新文化形态首先在广州移植，进入近代后向更多城市推广；中国第一例外科手术、第一例麻醉手术，都发生在广州；林则徐在广州寻求域外知识，引领“开眼看世界”的潮流；《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历史名著，正是在广州口岸中西交流的早期文献基础上撰著而成。
“广州是近代中国通向世界的窗口；对于接触中国的国家民族而言，广州同样是通向他们面对的‘世界’的窗口。”吴义雄表示，不同文明的相互交往借鉴，为世界历史增添了精彩篇章。
在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张小欣看来，华侨华人正是这条文明纽带中最有温度的部分。目前海外穗籍华侨华人已达200余万，分布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160万归侨侨眷定居广州。从“一纸信笺”的侨批，到广州电灯公司、爱群大厦、东山五大侨园等华侨工商业旧址，再到1960年代中期正式落成的华侨新村，从“走出去”到“寄回来”，再到“回到广州”“居于广州”，侨脉始终未曾中断。今天，2025年广州新增侨资企业2840家，51家“广州茶居”拓展至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侨’梁传递的不只是资本和商品，也传递记忆与文化；连接的不只是广州与海外，更是故乡与远方、传统与现代。”
能级跃迁：从千年商都到高能级国际商贸中心
回望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出发。研讨会上，专家学者把目光从历史纵深投向城市未来，从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到全球城市，广州如何完成新的跃迁？
“广州正推动城市功能由以商品集散为核心的商贸都会，向兼具要素配置与规则供给能力的高能级国际商贸中心跃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王廷惠提出，跃迁的实质是“枢纽向中心的升格”——从流量型枢纽到配置型枢纽，再到供给规则的制度型枢纽。她系统给出六条路径：激活千年商贸文明资本、工商并举工贸共生、以新质生产力重塑商贸、从被动承接转向主动配置、从规模优势转向标准输出、从要素开放到制度型开放。“立足千年商都的开放基因，遵循世界级商贸中心的成长规律，契合新质生产力与制度型开放的国家战略，持续增强发展能力，广州一定能在世界城市体系中赢得不可替代的位势。”
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王珺看来，城市活力的来源随时代而变，决定城市地位的“区位”正让位于技术——谁善于掌握并应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谁就在全球网络结构中享有话语权，广州的关键一步是从“千年商都”迈向“创新枢纽”。他表示，广州坐拥84所高校、164.2万在校大学生，是全国唯一集齐国家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际大科学计划的城市，“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跃居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开放的市场网络、齐全的产业门类与雄厚的科教基础，构成了迈向创新枢纽的现实支撑。未来广州仍需在创新策源、产业生态与国际链接三个方面持续发力。
“当今世界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广州从国家级商贸中心城市朝着世界级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快速发展，建设面向亚太的‘南方枢纽’正逢其时。”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研究员杨洁勉从全球战略格局出发，为广州标注新的坐标系。在他看来，建设全球南方枢纽城市，首先要成为高能级国际商贸中心，在资源配置、商品集散、贸易服务、开放与制度创新上全面进阶。他建议广州在服务国家战略中锚定城市发展定位，在区域与全球发展中实现相互为用，加强顶层设计与体制机制建设，形成不同于北京、上海、深圳的特色功能和国际辨识度。
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从城市创新生态视角带来科创一线的观察。他回顾广州两千多年来的开放基因，提出广州之所以千年不衰，就是因为每一次时代切换时，广州都能重新定义自己与世界的关系。面对今天城市“活力从哪里来”之问，他以硅谷、波士顿、北京、深圳等城市为例，提炼出创新资源要素、锚点机构与社会环境三个要素，缺一不可。而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造环境”“布锚点”而非“选冠军”。对广州未来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补齐AI领军企业、招引头部VC机构、政府担当和工作效率提升，并呼吁打造环港科大（广州）“创新极点”。他认为，“老城市的新活力，就在于用新的要素去激活老的底蕴。”
从番禺都会到全球城市，两千多年间，广州这座城市与世界相遇、相知、彼此成就。变的是航路、商品与技术，不变的是向海而生、开放包容的城市基因。当时代浪潮奔涌而来，广州正续写从海上丝绸之路起点驶向全球城市的新航程。
南方网、粤学习记者 周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