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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世界杯年，以世界杯为主题的电影，比如《伯尔尼的奇迹》这种，就又多了很多观众看。
为什么《伯尔尼的奇迹》仍是最重要的世界杯电影，因为它所代表的世界杯和民族情绪共振的叙事，的确适用于历史上许多届世界杯。
《伯尔尼的奇迹》
2003年，《伯尔尼的奇迹》上映时，德国总理施罗德出席了首映式。一部足球电影受到这样的政治礼遇，放在别的国家多少会令人意外，在德国却完全说得通。
因为那场发生在1954年7月4日的世界杯决赛，早已超出了体育事件的范畴，成为联邦德国自我确认的精神原点。
影片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并没有把1954年世界杯决赛拍成一部纯粹的竞技史诗。沃特曼选择了一个虚构的鲁尔区矿工家庭作为叙事支点。
父亲理查德·卢班斯基从苏联战俘营归来，已经和家人分离了十余年。他的妻子早就学会独自撑起家庭，长子思想上倾向共产主义，而最小的儿子马蒂亚斯则在球星赫尔穆特·拉恩身上找到了某种父亲的替代。
这个家庭的断裂与修复，恰好跟整个西德社会的心理状态形成了同构关系。战后的德国人在物质层面上正经历经济奇迹，但在精神层面上仍然负载着纳粹历史的重压，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资格为任何事感到骄傲。
影片中的埃森街头还堆着轰炸留下的废墟，画面被刻意处理成灰暗的冷色调，只有到了瑞士的场景才切换成明亮的暖色。这种视觉策略几乎是直白的隐喻。
在影片结尾，拉恩打进制胜球。沃特曼在这个段落使用了赫伯特·齐默尔曼当年传奇性的广播原声。齐默尔曼那段激动到近乎失控的解说词在德国家喻户晓，地位相当于一段建国宣言。
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后来说，1954年7月4日在某种意义上才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真正的建国日。这话听起来有些夸张，但它准确地点出了一个事实。联邦德国在1949年成立时只是一个政治实体，而伯尔尼决赛让它获得了情感实体的身份。
一个被剥夺了国际承认、甚至被排斥在1950年世界杯之外的国家，在这90分钟里重新进入了世界民族的共同体。这也是二战后德国国歌第一次在全球性体育赛事上被奏响。当时一些醉酒的德国球迷唱起了被禁止的第一段歌词「德意志高于一切」，这个细节说明民族情感的释放是多么迫切，它无法被精确地控制在政治正确的范围内。
这场比赛的对手匈牙利所承受的后果，恰好呈现了这枚硬币的反面。
普斯卡什率领的黄金一代赛前被认为不可战胜，小组赛中他们8比3大胜西德。决赛的失利在布达佩斯引发了自发的街头骚乱，人们在足球失望的名义下表达的其实是对政权的愤怒。
守门员格罗希奇后来回忆说，数十万人涌上街头，他相信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种子就埋在那些示威之中。
如果说伯尔尼的胜利让西德获得了新的民族自信，那么同一场比赛的失败松动了匈牙利既有的社会秩序。
英格兰1966年的本土夺冠则携带着另一种创伤记忆。1958年2月，载有曼联球员的飞机在慕尼黑机场冲出跑道，44名乘客中23人遇难，包括8名球员。巴斯比的「梦幻少年」在一瞬间被摧毁了。20岁的博比·查尔顿从残骸中被队友哈里·格雷格拖出来，幸免于难。
八年后的温布利决赛，查尔顿是英格兰队的核心。博尔顿在半决赛对葡萄牙的比赛中打进两球，将球队送入决赛。赫斯特在决赛中上演帽子戏法，英格兰4比2击败西德，获得了迄今为止唯一一座世界杯冠军。
查尔顿从慕尼黑的残骸中走出来，走到了温布利的领奖台上，这条个人轨迹和英格兰足球从灾难中重建的叙事完全重合。
又过了两年，他以队长身份带领曼联赢得了欧洲冠军杯，完成了巴斯比少年们在空难中未竟的使命。他在那场决赛中打进了首球和末球，但赛后几乎没有参加庆祝。他后来说，他感到精疲力竭，好像十年的使命终于解脱。
1970年，巴西队在墨西哥以华丽的攻势足球赢得冠军。然而这支球队的夺冠过程被军事独裁政权深度介入。
梅迪奇将军是一个狂热的足球迷，他将世界杯夺冠变成了政权的最高政治目标。原教练萨尔达尼亚是一名共产党人，军方担心他以冠军教练的身份获得社会影响力，在离开赛不到三个月时将他解职，换上了扎加洛。
而1968年颁布的第五号制度法令已经全面收紧了审查和镇压，大型集会被禁止。夺冠后的游行成了巴西民众在高压统治下少有的合法集体活动。
宣传歌曲《前进巴西》在电波中反复播出，贝利捧杯的画面被纳入了政权叙事，成为国家强盛与团结的证明。足球的欢乐与政治的恐怖共享着同一片天空。
贝利当年未曾公开谈论政治，晚年有人问他是否后悔当年的沉默，他辩解说，我的使命是让人民获得快乐。
贝利还说，他不参加1974 年世界杯，其实正是对国内政局的沉默抗议。
1978年的阿根廷是一个比巴西更黑暗的版本。同样是军政府掌权，维德拉将军个人对足球毫无兴趣，但他在夺权后的几个小时内就和军政府同僚讨论了本土世界杯的安排。
军政府花费超过5.2亿美元用于场馆和城市改造，是四年后西班牙世界杯的近四倍。贫民窟被推土机铲平，以免外国记者看到。海军机械学校，即军政府最主要的关押和刑讯中心，距离决赛场地蒙塔尔体育场只有约700米。囚犯可以听到进球后的欢呼声。
幸存者格拉谢拉·达莱奥后来写道，阿根廷夺冠之夜她被迫和看守一起庆祝。「如果他们赢了，我们就输了。」
八年后的1986年世界杯，马拉多纳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球场的四分之一决赛中两次攻破英格兰的球门，这一刻距离马岛战争结束仅仅四年。
马拉多纳后来在自传中坦言，球员们赛前声称足球与马岛战争无关，但那是一个谎言。他写道，他们想到了死去的阿根廷年轻人和幸存者，「我们是在保卫我们的国旗」。
那粒上帝之手进球在道德上令人不安，紧随其后的世纪进球又在美学上无可挑剔，这种矛盾组合本身就是民族心理的精确投射。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贫民窟的马拉多纳用足球完成了军队在现实战场上未能完成的事情。
如果说1954年的伯尔尼是「西德」这个身份的诞生仪式，那么1990年的罗马就是它的葬礼。
这是最后一届以「西德」名义参加的世界杯。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时，预选赛还剩最后一轮。贝肯鲍尔后来说，他当时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备战，因为整个国家正在经历比足球大得多的事情。
到了1990年夏天，赛事本身和历史进程几乎重叠在同一条时间线上。6月13日东德军队开始正式拆除柏林墙，五天前世界杯已经开幕。7月1日东西德实现经济和货币统一，同一天西德队踢四分之一决赛。
这种时间上的巧合赋予了每一场比赛一层超出竞技的含义。当布雷默在决赛第85分钟罚进点球、西德1比0击败阿根廷时，举起奖杯的洛塔尔·马特乌斯代表的是一个即将主动消失的国家。三个月后德国正式统一。
「西德」存在了41年，伯尔尼赋予了它情感上的合法性，罗马送走了它。某种意义上，1954年和1990年之间的36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弧线，足球在起点和终点上分别扮演了产婆和送葬人的角色。
24年后德国在2014年再次夺冠，那才是统一后的德国的第一座世界杯，到那时候，1954年的神话已经需要用电影来重新讲述了。
1998年法国世界杯开辟了民族认同的另一个维度。阿尔及利亚裔的齐达内在决赛中攻进两球击败巴西，他的面孔被投射到凯旋门上。球队获得了一个即兴的昵称「黑白阿」，是对法国三色旗蓝白红的戏仿，也是对球队种族构成的概括。
这一刻被政客们用来展示一个成功的多元文化法国。然而叙事很快暴露了它的脆弱。四年后，极右翼的让-马丽·勒庞在总统选举第一轮中的强势表现震惊了法国社会。
批评者指出了一个反复出现的模式，当法国队赢球时，胜利属于法国，当他们输球时，评论就变成了「法国队黑人太多了」。世界杯夺冠带来的认同整合效应其实只维持了几周。
2010年西班牙队的首次夺冠在另一种分裂语境中产生了回响。西班牙是一个国旗本身就带有争议的国家。
由于弗朗哥时期的遗产，在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展示西班牙国旗长期被视为政治挑衅。国歌的歌词甚至被取消了，以免重新揭开内战的伤疤。
但2010年的情况有所不同，首先是因为这支球队中有七名来自巴塞罗那俱乐部的球员，加泰和巴斯克球星主动站出来谈论西班牙。
伊涅斯塔加时赛绝杀让西班牙首次捧杯时，巴塞罗那市政府破天荒地在户外架设了巨型屏幕，7.5万人聚集观赛。
就在决赛前一天，超过一百万加泰罗尼亚人走上巴塞罗那街头抗议宪法法院否认加泰罗尼亚的民族地位。巴塞罗那市长赫雷乌说了一句颇有意味的话，他周六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周日回家和家人一起看球，这两件事可以同时做。
赫雷乌的话或许说出了世界杯与民族心理关系中最本质的东西。足球提供的认同从来都是临时性的，它在90分钟内打开一个窗口，让一个社会看到某种理想化的自我图景。
窗口关闭之后，加泰罗尼亚人照样要独立，法国郊区的移民青年照样遭遇歧视，1978年阿根廷的失踪者照样埋在无名的坟墓里。
沃特曼在《伯尔尼的奇迹》结尾打出一行字幕，「伯尔尼的十一人再也没有一起上过场。」
这句话其实说的也是那个窗口。它打开过，然后它合上了。
